實際上，工業領域的機會一直以來并不缺乏。
2016年，我國工業增加值達247860億元，占GDP三分之一以上；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年主營業務收入在2000萬元以上）接近40萬家，利潤總額達68803.2億元。工業升級成為大勢所趨，五年前已見端倪。當時產生了兩個關鍵條件，一是勞動力要素的變化。2012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首次出現下降。
與之相對的是，藍領工人的平均工資不斷上漲。
同時，80后，90后勞動者開始成為勞動力核心人群，他們越來越不愿意從事重復、單調、高危的工作，這對企業勞動力管理能力提出了更大挑戰。自那時起，“用工荒”新聞頻頻見諸報端。
另一個外部條件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沖擊讓發達國家重新意識到制造業的重要性。德國提出“工業4.0”，美國、英國、日本、法國也提出相應的工業計劃，發達國家紛紛吸引制造業回流。這讓倚靠廉價勞動力優勢高速發展二十余年的中國制造業，面臨著人口紅利消失后的“危”與“機”。
危險是：原有優勢被削弱，新優勢尚未形成，我國制造業面臨勞動力更廉價的東南亞新興市場制造轉移與發達國家制造業回流的“雙重夾擊”。從長三角到珠三角，近年來頻現“制造業倒閉潮”：2014年12月，蘇州諾基亞手機零部件供應商閎暉科技宣布停產，知名手機零部件代工廠蘇州聯建科技宣布倒閉；2015年1月，東莞手機零部件制造商奧思睿德世浦電子倒閉，老板欠債1.35億元跑路；而以制造眼鏡、鞋子、打火機等小商品聞名于世的溫州，早從2009年以來，每年都有大小數十家加工工廠倒閉。
“中國工業的升級，你看到的可能是‘很重要’，而我們看到的是‘生死存亡’。”工業大數據公司昆侖數據創始人陸薇如是說。
機會是：在行情不佳、供大于求時，工廠開始關心內部效率提升與成本控制。一部分高端人才開始向制造業回流。
觀察國內高校自動化、精儀等工科方向學生，畢業選擇方向存在斷層：1999級之前的畢業生多數投身于工業界，但此后十年間幾乎都加入了互聯網大軍；2009級之后，隨著互聯網發展趨于穩定，這些人開始愿意回到傳統工廠。“在工廠，高科技人才將前沿科技應用在產線的各個環節，有時能幫助工廠把效率提高20%甚至更多，這會讓他們的價值得到充分肯定。”華創資本投資人公元表示。
在“危機并存”的局面之下，2015年5月8日，國務院印發了《中國制造2025》，指出制造業是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力爭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把我國建設成為引領世界制造業發展的制造強國。
于是，2015年成為“中國制造”最困難的一年，也同樣成為“中國智造”的元年。
巨大的“進口替代”市場
今年的工博會，雖然各知名基金幾乎都是第一次來，但可分為兩類：一類是2015年前后，看到了工業領域轉型升級的大機會，主動著手尋找工業升級項目；一類是順著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領域的投資思路，追到了工業界。
真格基金正屬于第一類。他們在長三角地區考察，了解到很多工廠已到虧損邊緣，非常有意愿采購信息化系統來提升產能和效率。于是，真格從2015年開始布局投資。
華創資本科技組也幾乎在同時注意到了工業領域。他們做了一個象限圖，橫軸是痛點，判斷究竟這個行業多缺技術；縱軸是市場規模有多大，“當我們把這個軸畫出來以后，工業就出現在我們的象限。”公元說。
工業領域的市場前景是龐大的。僅工業機器人每年產值就逼近千億，而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市場需求量正成倍擴張：按照“十三五規劃”，原本預計到2020年，我國工業機器人年銷量才會達到15萬臺，但這一數字今年就已實現，明年更預期有3至5倍增長。
某一線美元基金告訴「甲子光年」：“以前國產的工業機器人本體都是用進口的零部件，現在國產的也開始有一些精細加工、精細制造，不光是中國的這些制造商開始用國產零部件，包括四大家族（日本的發那科、日本的安川電機、瑞士的ABB、德國的庫卡）他們也開始用。”
四大家族每家一年在中國賣兩萬臺，ABB今年賣了三萬臺，而國產最多的也就是兩千多臺、三千臺，滲透率還有提高空間。
這意味著巨大的“進口替代”市場。
而之前專注于人工智能、大數據的投資者也看到了往工業領域滲透的機會。這些以往沒摸過工廠設備的“新來者”也來到工博會，希望借此加深對行業的了解。
相比于AI大會等科技盛會，工博會給人以樸實之感，而貨真價實的產品展示，卻更容易幫助投資人近距離觀察、判斷科技究竟如何落地于產業。
“在這樣的專業展里，你會發現我們知道的那些公司其實只是眾多公司當中的幾個，只是知道‘聲音響有奶吃’的那幾家。” 順為資本副總裁孟醒說。
差距和努力
受投資人青睞的工業領域創業者主要歸于兩派：“海歸派”和“土著派”。
華創是開篇提及的梅卡曼德的投資人。創始人邵天蘭是典型的海歸派：畢業于清華大學軟件學院，同學們紛紛飛往硅谷，就職于蘋果、谷歌、Facebook等，而他卻選擇了去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學習工業機器人，并且在德國知名的機器人企業工作了好幾年，參與了先進協作機器人的研發。
慕尼黑周邊云集了慕尼黑工大、德國宇航中心機器人所、KUKA、西門子等頂尖院校和企業，產生了世界上最先進的工業機器人、柔順控制、人機協作、SLAM和工業4.0等技術。邵天蘭也在這樣的環境中看到了世界機器水平的前沿。“國內絕大部分企業思路還是‘進口替代’，覺得老外的產品已經做得很不錯啦，我們模仿就行，他們并不知道下一步的方向是什么。”
他意識到這是一個市場空白。于是他回國創立梅卡曼德，圍繞工業機器人提供3D視覺、軌跡規劃、智能編程模型等技術，希望將工業機器人的智能水平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真格和華創共同投資的黑湖科技同樣是典型的“海歸高學歷”：創始人周宇翔畢業于美國達特茅斯學院，畢業后在巴克萊投行做并購投資，接觸到大量制造型企業。他發現，中國和西方的主要差距并不在機器設備，而是管理思路：
當時，一個中國國企收購了德國某汽車零配件企業，中方管理人員習慣于“走動式管理”，即通過在現場不斷走動去發現問題，但德國那個企業已經做到把現場的排期、質量、物流、生產等數據全都采集上來實時監控，“他們的管理層更多時間花在解決問題上，而不是發現問題。”看到這中間的機會，周宇翔選擇回國創業。
而另一類從傳統行業里土生土長出來的項目也開始受到投資人的重視。
明勢資本創始人黃明明曾向「甲子光年」列舉，僅在消費電子領域，就有舜宇光學、瑞聲科技、歌爾聲學、藍思科技、歐菲光等一批市值500到2000億的公司，“幾乎沒有一家是VC帶起來的，這是中國做風險投資的恥辱。”
明勢投資的玄羽科技正是從3C產線里“土生土長”出來的。手機訂單來時，工廠幾乎24小時不停產，要快速生產成千上萬臺手機，一旦刀片壞了，停下生產線找壞刀片、找殘次品，幾十分鐘就耗費掉了，對產能有巨大影響。玄羽團隊做的便是用機器學習預判何時需要換刀，產線停工時間可以縮短到幾分鐘——顯然，如果團隊沒有產業內的豐富經驗，別說“拍腦門”想，外來者可能駐廠兩三個月也發現不了這樣的需求。當然，一旦當創業公司下沉到產業，所面對的必然是傳統產業已建立的護城河，對此，創業公司不能自視過高。
“可能由于創業公司的靈活機制或者技術先進，暫時贏出來一些優勢，但其實你并沒有天然優勢的土壤，你做的事情不是大公司沒有注意到的，其實大家都在注意。”孟醒舉例，一些創業公司專門做工業的瑕疵檢測，但是真正來到工博會后可以看到，其實大公司也非常重視這塊，而且做了完整的集成方案和流水方案。
“行業本來就是人家的，不是我們AI這波人的。同種情況下人肯定愿意選擇已經有信任關系的，如果你是蘋果，你會繼續選擇博眾還是選擇新的供應商呢？”另一位投資人表示。
而真格則認為，傳統產業出身的團隊，在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技術積累“是落后于前沿的科技人才的”。真格基金投資人尹樂說，工業傳統企業大部分以定制化項目為主，導致人力成本很高，而黑湖打造的實時協同和數據分析SaaS軟件是一個通用標準化產品，“很多公司都可以共用這一套系統，你做好一些模塊，公司可以選用，交付就變得非常輕松。”
黑湖科技創始人周宇翔給「甲子光年」算了一筆賬：即使全國40萬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家只為黑湖的系統付一萬，也是一個40億的市場，“而實際上我們的平均客單價是每年十萬以上。”
李群自動化市場總監張存良則告訴「甲子光年」，雖然表面上他們做的仍是自動化、工業機器人這些傳統行業，但他們在底層架構上運用新技術重新設計，包括把深度學習結合機器視覺，引入到缺陷檢測自動化行業，“我們并不是在原有的賽道上去追趕大公司，而是開辟新的賽道重新跑，在這個賽道上，我們有可能更領先。”
而無論哪一邊，都認為工業領域必須“接地氣”：
周宇翔為了了解工廠執行層面的痛點，進入朋友的工廠當工人，從早八點到晚八點和工人泡在一起，和他們開啟機器、檢貨、組裝、印刷等，所有產線都跑過一遍，塑料制品到機械加工到玩具制造等等都做過。這幫助他更好地做出決策。
“雖然工人工資每月只有三五千，但他們喜歡玩游戲，省吃儉用買最好的手機，甚至很多人的手機是最新款iPhone。我得到啟發，在APP和手機這么普及的一個年代，能不能借助手機作為工廠信息的一個采集和接收點？于是就有了我們今天黑湖制造的協同系統。”
